信用危机，简单地讲就是谁也不信谁。它包括个人信用危机和社会信用危机。社会信用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信用危机。政府信用危机的实质就是政令不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文着重研究政府信用危机。对现实政府信用危机问题和产生的原因作一些探讨，并就如何解决政府信用危机问题谈一些个人见解。
      一、问题
     住店怕“黑”，乘车怕甩，交易怕宰，购物怕劣，收款怕假，买卖怕骗，办事怕拖，市民怕欺.......。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并非危言耸听。在司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灵活用法，司法不公的现象屡见报端；违宪集会，不抓不管，放任自流，藐视政府的现象愈演愈烈。在政务活动中，门难进，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屡见不鲜；官官相为，任人唯亲，唯上是从，不求真理的问题不鲜于世；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特权行为并不少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行我素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政府的声誉逐渐下降，于是便产生了政府信用危机。
    二、原因
   信用危机，究其原因，总的来讲有三反、五反，反右扩大化的历史后遗症；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人们互不信任；资产阶级自由化催化人们失去理智，只讲自由，不讲诚信，绝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经济体制转轨变形，市场规则不够健全，助长了投机倒把之风，造成经济领域里混乱，欺诈蒙骗，假冒伪劣使广大民众深受其害，于是经济信用危机四伏；朝令夕改，政令多变，形成政令“肠梗阻”，于是政府信用出现危机；体制不畅，执法不严，有法难行，纲常有失，秩序紊乱，于是法律失信于民。具体从政府信用危机来看，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宪法执行难。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母法。可在我国司法的独立性就是个大问题，没有司法的独立，又有特殊公民的存在，就谈不上法律的严肃性，就不可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第 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事实究竟如何？有例为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案子时，竟然有15位自认为有权说话的领导干部作了批示。批示的内容和意见大相径庭，让法院左右为难。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范方平的讲话。这种现象的存在恐怕不只一个辽宁省。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案件的当事人本应提起公诉，本应判刑坐牢，但因有某个领导的庇护，使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更有甚者有的领导干部对“不听话”的司法干部给予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危害其生命。曹克明不是险些遭人暗害吗？他是一位纪检干部，仅仅只参与了办案，就有如此的险情。试想长期战斗在司法战线的硬汉子，他们的前途是多么令人担忧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连宪法都执行不了，还能奢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么？还指望老百姓相信政府么？
  （二）政令“肠梗阻”。由于干部考核机制本身的缺陷，使中央政策不能顺利地贯彻到群众中去，令行禁止业已成为空话。为什么政令不通？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型经济，速度型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干部提拔任用也注重速度与数量。于是各地都争相上项目，抢速度，树形象。为了多上项目，有的地方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不惜牺牲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违规减免税，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不能很好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在地方阻滞了。为了抢速度，各地都采用先上船后买票 的办法鼓励新上项目，至于项目的可行性，合规性事先考虑较少。有的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项目投产之日就是企业死亡之时，如原宜昌县豪贝普公司就是例证；有的项目明知是重复建设，由于政治利益趋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原宜昌县水泥厂扩建工程；有的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明知道项目的建设将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不讲科学，讲感情，硬上项目，制造污染，如夷陵区黄花皂素厂。为了树形象，有的地方换一届领导就要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朝令夕改，没有长远计划，如有的地方张书记种桃，李书记栽柑毁桃，然后王书记又栽桑伐柑。群众形象地说：“张书记栽，李书记挖，搞得我们没得法。”再换一届领导号召大家种核桃，群众再也不听了，于是形成政令“肠梗阻”。上级的政令，下级打折扣，绕道走，层层效仿，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畅也就成为必然。政令不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是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
   （三）特权应用多。特权的广泛使用，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群众不信任政府也就成为一种自然。当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经过数年寒窗毕业之后，为寻找一份工作而到处奔波时，他们看到一个个岗位被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子女所占有，被少数当权者利用特权安排自己的亲友，他们失望了。尽管他们有报效祖国的才能和事业心，但无用武之地，只能等待时机。他们能相信政府吗？当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为生计所累，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时，有的领导干部房子越住越大，坐骑档次越来越高，非生产性消费支出越来越多，他们伤心诅咒，谁 又能让他们信任政府呢？特权尤如幽灵，它无时不在，无处不生。诸如司法特权 ，经济特权，垄断特权，社会各部门几乎没有无特权的。尤如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子，鸡子吃虫子，虫子吃杠子，互为天敌，各有绝招；尤如电老虎，水霸王，财神爷，土皇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特权的产生和广泛使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有不信任政府罢了。
   （四）专政手段弱。有的地方要求公安干警做到“三问三当”。即：“问情况，问事由，问病痛；把年长的当父母，把同龄的当兄弟，把幼小的当子女”。从严治警是好的，但矫枉过正就是谬误。过与不及都不好。“三问三当”是信访工作者的职责，不是人民警察的主要工作内容。对于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干扰政府正常办公秩序，未经批准群体集会扰乱交通秩序的事件，仍然实行“三问三当”，不抓不管，就是警察不作为。试问公安警察究竟应该干什么？当孝子？当兄长 ？当父亲？如果是这样，还需要警察么？还需要法规么？如果是这样，那原本就是共产主义，已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暴力机关了。由于专政手段弱化，公安干警职责履行不到位，导致政府威信扫地。群体上访事件增多，藐视政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公安不能维护公安，原来政府已经缺胳脖少腿，政府已是一个残疾政府。正是这样，政府的威信才逐渐下降。人们不相信政府能够真正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五）任人难唯才。举内不避亲，举外不避仇。这是古代先贤的用人之道。如今举内不避亲确实超过了古代先贤的发明，大有杨家将一起上的态势。不仅如此，凡在领导身边工作受到荫及的人也不少。只要俯首贴耳，逆来顺受均可提拔重用。举外不避仇呢？恐怕值得打一个大问号。凡是有棱有角的人才，大都有一点锋芒毕露，甚或一不小心冒犯了领导，后果当然可以设想。现在选拔任用干部有多少是群众推举的？往往群众拥护的干部，领导不知道甚或不喜欢；领导喜欢的干部未必群众乐意接受。领导干部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桥基的一头硬一头软，终究是要坍蹋的。领导层缺乏与群众的勾通，群众不愿意与不熟悉或不喜欢的领导交谈，鸿沟自然形成，信任是一个问题，信用就更是一个问题。
   （六）腐败难遏制。腐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是一样的。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成克杰、胡长清等要员纷纷落马，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反腐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假若只有一个成克杰和胡长清是腐败的；假若腐败仅仅只有贪污、受贿，那么中国的反腐败问题也就好解决了。问题在于不仅仅贪污受贿是腐败，而且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请客送礼，挥霍浪费，讲排场，比阔气，住高级房，坐豪华车等等都是腐败的范畴。要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能说他们有错吗？
   三、对策
   统治阶级的地位是否巩固，要看统治阶级是否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政府，拥护政府，政府信用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建立信用政府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一）坚持依法办事，扫除司法障碍，实践司法独立，是实现政府取信于民的根本途径。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要前提条件是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就谈不上公平执法。在这里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不干扰司法，凡涉法案件不批个人意见，由司法部门按法规程序裁判；其次司法部门核心领导干部应由上一级权力机关任命，保持司法队伍的独立性；再次司法经费统一由中央政府预算支付，保持司法部门经济上的独立性。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就要求建立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纪律严明的司法干部队伍。要坚决打击司法腐败，实行过硬的错案追究制，确保法律的准确应用。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体现公平、公正；只有严格依法办事，公民才能自觉守法；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没有特殊公民，民众才能相信政府。
   （二）坚持以民为本，欢迎群众参政议政，实践民贵君轻的思想，反对衙门作风，是实现政府取信于民的必要途径。人民是政府的主体，没有人民就没有政府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政府害怕与群众接触，大门均由武警战士把守。尽管你有身份证件，只要你是百姓模样，一概莫能入。笔者在某一政府门前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个埸面，一百姓模样的男士出示身份证要求到政府办事，被武警战士档驾了！他气愤地说：“你们在大门口立一块牌子，写上华人与狗不能入。”好一个华人与狗不能入！这难道是人民的政府 吗？政府应当以民为本，树立民贵君轻的思想，要热情欢迎群众依法有序来访，不能怕群众上访，但对于违法上访扰乱公共秩序，有危社会稳定的要坚决制止，必要时要依法打击。要真心欢迎群众给政府提意见或建议，主动关心群众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应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与老百姓进行心灵勾通，让老百姓感到政府始终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反对衙门作风，对于态度粗暴、蛮横无礼的衙门式干部 要坚决从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开展政府与老百姓直接对话活动，建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高速公路，随时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按老百姓的意志施政，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有广大老百姓相信政府 ，谁还有能力动摇政府？！
   （三）坚持干部从群众中来，让群众推荐自己信任的干部，实践任人唯贤，摒弃任人唯亲，是实现政府取信于民的有效途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国选拔任用干部的历史经验。目前“三门”干部过多，秀才领导不少，真正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领导太少。这样的干部结构很容易拉开与老百姓的距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防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多听取一些群众的意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的干部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他只要能办事，深受群众拥护，即使个别领导不喜欢，也应该提拔重用。民谚有云：一万个群众说好不如一个领导说好。这是可悲的。选拔任用干部应注意干部个性，有棱有角有个性就不一定不是好干部，新中国史上的彭德怀就是一个例证。逆来顺受，唯命是从，俯首贴耳的干部未必就是好干部，历史上的王莽就是一个例证。让群众参与选拔干部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相反更能提高政府的威信。群众自己选出来的干部易勾通，好交流。按照多数群众的愿望施政，群众必然拥护政府。
   （四）坚持令行禁止，相对稳定政策，避免政出多门，实践“无为”之治，是实现政府取信于民的的重要法宝。各级政府应当严格按照中央的政策办事，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法规，不出台与中央精神相抵触的政策规定，自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相对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的这句名言并不是摆谱，说他治理国家是小菜一碟的事。这句话而是蕴藏着深刻的哲理。其真正含意是：治理一个地方就和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翻动，经常翻动小鱼就会碎乱；火候要适中，既不能大也不能小，火大了就会把鱼烧焦，火小了鱼就不松软、不鲜美。引伸治理国家的意思为：政策要相对稳定，不得朝令夕改，更不能政出多门；并且对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既要讲速度，又要注意稳定。基于此，各级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规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注意前瞻性、科学性，避免盲目性；并应作出相应规定，只要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规定和计划，不能因人事变动而更改。同时改变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改变以速度型、数量型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以环境面貌变化和经济社会综合质量提高为主的考核办法。避免地方干部重速度，轻效益，重物化经济，轻过程经济的思想产生，确保政策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应用“无为”之治，达到政府取信于民的目的。
   （五）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决铲除邪恶势力，打击歪风邪气，实践惩恶扬善，是实现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手段。有国家就有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是保证国家安全和政府正常运转的工具，具有暴力性。提倡警察讲究温文尔雅，显然是有悖常识的。现在警察成了调解员，警察的属性不复存在。因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持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体现专政。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严惩不殆；对黑恶势力必须坚决铲除，不能讲仁慈，更不能软弱；必须打击歪风邪气，绝对不能迁就；必须发挥专政工具的作用，不要怕不稳定，没有专政工具的作用，才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事实就是如此。只有充分发挥人民警察的专政工具作用，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长治久安，人民才能相信政府，政府才能稳如泰山。
   （六）坚持惩治腐败，严格干部纪律，制定过硬措施，实践标本兼治，是实现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根治腐败不易，但打击的力度必须加大，干部纪律必须严明，防治措施必须过硬。一是要狠抓大案要案的查处，让人们看到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不得干扰司法公正，不得滥用职权，不得弄虚作假搞浮夸，不得超标准享受工作及生活待遇。如有发生，必须严惩不殆；三是建立领导财产申报制，对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必须从重查办；四是反腐败措施要具体，诸如限制特权的使用，限制超标准配车、配房，限制公费出国考察范围，严禁形式主义等等。只要政府下决心惩治腐败，实践标本兼治，一定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总之，信用问题是一个大课题，不是本文所能函盖的。它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整个民族的兴衰存败。要使一个民族的信用彰显天下，必须从娃娃抓起，要让社会每一个人做到诚实守信，这个民族的信用才能坚不可摧，由此这个国家的政府信用是不言而喻的。